■黄大敏

　　那时，每当收到大姐的来信，父亲都要把一家人召集起来，坐在琴桌边，挂上黑边圆形老花镜，把信一字一句念给大家听，之后正襟危坐，给大姐回信。

　　节届清明，想到了我的大姐，被无情的病魔带走了十年的大姐。

　　在五个兄弟姐妹中，大姐排行老大，我排行老幺，我和大姐年龄相差二十岁。大姐师范毕业参加工作那年我才出生，所以我和大姐没有共同生活过。但我很小的时候，常听母亲讲大姐的故事，说大姐如何机灵，如何读得书，如何出得开（开朗大方），每次考试成绩都数一数二，唱歌跳舞样样来，是“五好学生”，少先队大队长。母亲绘声绘色地讲，我津津有味地听。

　　那时，我只晓得大姐工作的地方离家很远很远，先要走三十多里山路，再坐四五个小时的火车，之后还要坐一段路的小火车才能到达。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加之拖儿带女，所以大姐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偶尔春节回家一次，又都匆匆离去。乃至那时大姐长什么模样我都没看清楚，所以至今也没记忆。大概是母亲那些故事的缘故，大姐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很了不起的。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推磨，手掌打起了血泡，火辣辣的痛。丢下磨柄的我，一屁股坐在竹椅上生闷气，半天低头不语。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山里人祖祖辈辈都命苦，你好好读书，长大以后像你大姐一样当老师就不用推磨了。”母亲的话，一直激励我发愤读书，立志长大像大姐一样有出息，远离那贫穷落后的大山沟。

　　虽说大姐很少回家，但她对家里的关心可不少。平时，大姐过不了多久，就要给家里写信，问候父母弟妹，也谈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生活。那时，每当收到大姐的来信，父亲都要把一家人召集起来，坐在琴桌边，挂上黑边圆形老花镜，把信一字一句念给大家听，之后正襟危坐，给大姐回信。年关将近，大姐除写信外，还要给家里寄钱，十元、二十元的。这在今天看来，或许不值一提，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靠肩挑背磨挣工分的年月，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对此，父母总是精打细算，先留足我新学期的学费，然后用于解决些燃眉之急，如看病吃药打针，再作买盐巴打煤油等生计开支。大哥结婚后，与父母分家，要建新房，大姐是全力资助。二哥在县城读初中时，家里实在无力承担学费和生活费，大姐生怕二哥因此辍学，每月按时寄给二哥六元钱，三年时间从不间断。要知道当时大姐每月只有二十八元的工资，自己的孩子才一两岁，也很需要钱。所以父母常常说，二哥读书是靠大姐省吃俭用，拿钱供出来的。二姐在世时常动情地回忆被大姐关怀的点点滴滴。她说做月子期间，孩子没有奶水吃，小镇上又买不到奶粉，看着孩子日渐消瘦的可怜样，一家人心痛又焦急。大姐得知后，多次寄来奶粉和葡萄糖。这个吃过大姨娘奶粉和葡萄糖的可怜的孩子很争气，后来成了北大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我读师范，虽然学费食宿费两大主要开支都由国家供给，但每期的书本费还得自付，加上加餐费和必要的衣物及学习生活用品费，算起来开支也不小，这些都全靠大姐的资助，父母是无能为力的。长姐如母，我和大哥二哥二姐都有切身体会，甚是难忘。

　　父亲和二姐有时也去看望大姐一家，带去一些家里平时舍不得吃而积攒起来的鸡蛋和生产队里分的豆豆果果。而每次从大姐那里回来，都满载而归，吃的穿的用的装得满满一背篼。父母把从大姐那里带回来的半新半旧的各式衣服和鞋袜，还有糕点糖果，分给哥嫂和我，还有侄儿侄女。我有生以来看的第一本娃娃书、用的第一支钢笔就是二姐从大姐那里带回来的。那本娃娃书叫《鸡毛信》，我不知看过多少遍，也不知用它从小伙伴那里换过多少本娃娃书来看。那支钢笔是灰色的，虽然很旧，但很好用，让我爱不释手，喜欢至极，也招来同学羡慕。可惜没用几个月，钢笔就不翼而飞，我像犯了大错，不敢在父母面前提及。有天半夜三更时刻，我在朦朦胧胧中忽然大哭起来。被吵醒的父母着急地问我哪里不舒服，我不由自主地说：“我的钢笔掉了！”之后又是伤心大哭。父亲以为我在说梦话，赶忙翻身起床，把我的书包找了个遍，的确不见钢笔踪影。父亲面色沉重，但一点没有发火。他让我好好睡觉，说给我买一支就是。待我早上醒来，父亲递给我一支崭新的红色钢笔。后来，听母亲说，那晚我睡后，父亲就打着手电筒，冒着大雨到邻村的供销点，叫醒售货员，花了六角八分钱，给我买回了钢笔。

　　大姐师范毕业时，正值青春好年华。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自愿申请到彝族地区——小凉山工作，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做了一辈子彝区乡村小学教师。听来吊唁大姐的老师们讲，大姐对组织分配的工作从不讲价钱，再苦再累也不向组织吭声叫苦提照顾。上世纪70年代初期，带着身孕的大姐被安排到远离住所二十多里路的村小工作。为了不耽误学生的课程，大姐在临产前两天还坚持从崎岖陡峭的山路上步行两个多小时到学校给学生上课。产假还未满，大姐又每天天不亮就背着孩子赶到学校，待上完课背着孩子赶回家已是夜幕降临。就这样披星戴月，风里来雨里去，顶严寒冒酷暑，三十多年如一日，毫无怨言的在家校之间往返奔波。她把青春与热血无私地献给了贫瘠的小凉山，献给了那些只有靠读书才能改变命运的彝族娃。

　　就在大姐还有几个月退休的时候，不幸患上了食道癌。手术后，大姐的身体明显一天不如一天。更不幸的是几年后，大姐的盆腔又发现了巨大的肿瘤，如同雪上加霜，袭击大姐那本来虚弱的躯体。但大姐依旧坚强乐观，笑对生老病死。与病魔搏斗的十六个春秋，六千个日日夜夜，她把痛苦强忍在心里，把微笑送给亲人和朋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谨以此文，聊祭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