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硕

　　1938年，20多岁的安徽小伙子李健章逆江而上来到乐山城，继续在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求学。爱看书的他打算先去看看武大新图书馆是什么模样。他沿着嘉定文庙的阶梯一步步往上攀登，背上微微有些出汗，刚刚入住的宿舍的境况令他有些失望，他暗暗祈祷图书馆不要太差。

　　当他到达武大图书馆——嘉定文庙大成殿的大门前时，建构恢弘的殿宇让他心中一振：好大一座庙！待他迈入殿门，宛如进入了一座知识的宝库：“大成殿中遍置七层架。庋藏四部古籍作书库……陈编巨帙触目尽琳琅，其美其富不啻南面百城王。”适才的担忧一扫而空，他充满喜悦地作赋称“孔庙地势隔一坊，似因思患预为防”，庆幸文庙似乎是为国难而预设的一般。他预料不到更为庆幸的是，次年乐山城被日机半毁之时，文庙还能幸运躲过一难。武大文学院教授刘永济事后作《浣溪沙》感叹文庙独存、武大弦续：“鲁殿孤存气自尊，古怀幽恨待谁论？”

　　抗战时期，大量外来人口迁入乐山城，促进了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现代化，嘉定城一方面还维持着部分古朴风貌和传统生活，另一方面向着现代城市的外貌和内涵转型，这一时期实质上是传统古城的衰落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国立武汉大学来嘉办学，在嘉定城内外各处铺开科研教学、社会实践、生活娱乐等活动，促进了嘉定城城市的进一步现代化。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在《本校迁校经过及迁校以后处理校务大概情形》中，归纳了六点选择乐山城的理由：“（一）该处尚无专科以上学校之设立。（二）地处成都之南，叙府之西偏北。水陆交通，均称便利。（三）生物矿物，产蓄丰富，可资研究，以备开发。（四）民情风俗，颇为朴素，而文化程度亦不低于其他大城市。（五）公私建筑物颇多，其破旧者加以修理，即能通用。（六）地方深入内地，不易受敌机之威胁，学生可以安心读书。”彼时，文庙为武汉大学第一校舍，三育学校为第二校舍，李公祠为第三校舍，实验室、学生宿舍、印刷所、实习工厂等则散于城内外各处。正如学者钱歌川说的那样，嘉定城顿时“布满了一城的文风”。

　　如果李健章继续上走，他将来到文庙最北端的崇圣祠，这里是武汉大学的行政中枢——校长办公室。在乐期间武汉大学的历任校长、教务长都曾在此办公，他们有：校长、化学家王星拱，校长、法学家周鲠生，教务长、数学家曾昭安，教务长、美学家朱光潜，教务长、经济学家杨端六。他们在小小的崇圣祠中擘画乐山城内外武大各部的运转，为延续民族教育事业而殚精竭虑。

　　东西两边的庑殿都是文学院和法学院的教室，共十四间。其间树有大字石碑，字体模仿曹操笔法，霸气磅礴，开头的几句话是“脱去凡近，以游高明；勿为婴儿之态，而有大人之谋”。这碑文不仅使学生自警，也令教师凛然。上课的先生中不乏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大师，比如大美学家朱光潜，大史学家、思想家钱穆。如此众多的硕学鸿儒济济一堂，这是嘉定文庙历史上还不曾有过的盛况。

　　进大门牌楼，迈上第二层台阶，左手一间小房，是文学院上英诗课的教室。早晨八点钟前，学生常看见朱光潜先生握着一根粗大的带古铜色的手杖，沿着高北门荒芜的城墙，走向文庙校本部上班。上课铃响后，朱先生快步走进庑殿的教室，用他那安徽口音颇重的深沉有力的颤音，向学生们开讲英国诗歌。在学生的印象中，朱先生既不苛厉，也不严峻，他的声调、眼神、整个人都散发出一股热力，一种殷切。学生齐邦媛完全沉浸于朱光潜的讲述中，感觉到：

　　“这一间石砌的配殿小室即不再是一间教室，是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无漆的木桌椅之外，只有一块小黑板，四壁空荡到了庄严的境界，像一些现代或后现代的studio。心灵回荡，似有乐音从四壁汇流而出，随着朱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国英文，引我们进入神奇世界。也许是我想象力初启的双耳带着双眼望向窗外浮云的幻象，自此我终生爱恋英文诗的声韵，像山峦起伏或海浪潮涌的绵廷不息。”

　　钱穆讲课颇有政治家演讲风度，观点高瞻远瞩，非常吸引学生，因此他的课常常供不应求。他开讲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原定在一间教室中，但听的人太多，只好临时改到大礼堂。他讲秦汉史，大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墙边窗外，常常有一二十人骈立两小时而不去。他做全校主题讲座，讲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问题，为避警报，安排在早晨六点到八点。当时正值大轰炸后，全城电力尚未恢复，学生们必须打着火把从各宿舍去最大的那间教室，往往晨光初露时座位已被火把占满，后来者即无法进去，女生宿舍低班学生似乎无人敢去。

　　在武大办学期间，嘉定文庙棂星门成为了抒发见解、砥砺思想的民主墙。三个石柱门楼周围被各个社团和个人张贴的壁报弄得花花绿绿，不再庄重大方，但却成了全乐山城思想最为前沿、活跃的地方。据一位学生回忆，白塔街的一座小楼住着一位美国牧师。这位牧师家里有一台较大的座式收音机，他每天收集大战新闻，用英文打字机打成几条重要消息，张贴在棂星门附近，供大家阅看。当时成都的报纸要次日才能达到嘉定，重庆的报纸则要隔五六天，棂星门当然是城中最早得到资讯的地方之一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