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心似箭，我轻车熟路地返回海棠塆的城墙下。1939年上半年，为防空袭疏散市民的需要，政府在海棠塆的城墙上搭建有一上一下各3米宽4米长的木板吊桥，以此连接南北通道。得益于此，我快速途经吊桥回到城内。此时已是下午5点，劫后重逢，家人见我离家8个钟头平安回家悲喜交集，尤其奶奶，一把抱着我大哭起来。

　　新中国成立前至上世纪90年代初乐山旧城改造时，我家居住在水西门上城门靠右的临街位置。父亲那时在经营“永和祥号”的油米杂粮铺，1939年8月19日遭受“大轰炸”后，遂改铺名“永兴昌号”油米山货铺。而父亲也由原名张大可改名张永兴，寓意永远兴旺。

　　我出生于1924年6月8日，1939年7月由乐山县立小学的44班毕业（校址位于草堂寺，现为草堂高中）。提及乐山“跑警报”，最早是1938年10月，最晚是1945年7月。在这7年中，每年少则跑几次，多时跑十多次。特别是日本投降前的两个月，乐山人晚上跑警报也有五六次。其中印象最深的是1945年7月23日，那天正逢我结婚之日。晚上一轮明月透亮，约9点来钟，又闻警报声。我一只手提皮箱，一只手拖上新娘就朝进德幼稚园（现白塔街幼儿园）的防空洞跑，一直熬到约11点才疲倦回家。

　　乐山第一次遭到日本飞机轰炸是1939年8月19日，在这之前的16、17、18日，乐山城已连续发出了3天的警报声，虽有惊无险，但使得一部分市民对跑警报已致身心困乏。到了第四天即8月19日，估计不会再跑警报了，故父亲叫我赶紧去报考乐山县立中学（旧称“县男中”，校址位于里仁街张爷庙。解放后改名乐山第三中学，现为乐山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父命难违之下，我带上5个铜元的报名费，于上午9点步行到校。当天的太阳特别火辣，走到高北门，穿过百米长的油榨街就到了平江门的罗汉码头，倒是无拘无束地下河洗澡。虽出门在外，少了父母在身边的提醒，但心头想，等洗到日当头就上岸，然后买点东西吃，再慢腾腾到校也不迟。

　　时至约11点半，先是“预报警报”拉响，当初还不以为意，仍游兴不减。但一刻多钟后“空袭警报”拉响，心里一怔，不敢懈怠立马上岸，边跑边穿衣沿着平江门往承宣门方向跑，很快就到了兴发街。见有的市民提箱裹被、扶老携幼向嘉乐门城外跑，我想，城里人都往城外跑，唯独我要朝城内跑？不可冒险！又一想，何不就近去母校避险呢？

　　主意打定，我由兴发街直奔珠市塘（今作洙泗塘）。就在这时“紧急警报”拉响，我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跑过草堂寺街到达了“高小校”（我的母校）。然而警报后，四周一下子沉寂下来。突然，从学校办公室钻出一个30来岁的保安员，朝我大声吆喝：“你在看什么？紧急警报都响过了，你没有听到吗？刚才我又接到指挥部电话，飞机都临头了，还不赶快找地方躲去。”闻言，毛根竖起，掉头就往后操场跑（为防空袭，学校挖了几个防空洞，每洞可容50来人）。正当我跑至后操场的一半时，飞机的轰鸣声由南朝北铺天盖地地压来，我立刻就地趴下，按照童子军防空演习的要求，将脚底朝向飞机正面，身体呈俯卧状，用胳膊支撑胸部稍离地面，用手紧捂双耳，牙齿微微张开。敌机肆虐两三分钟之后，待机声渐远，我翻身起来又倒回着跑，在经过一排寝室时，见二寝室的小青瓦房顶被砸破一个大洞，走拢一看，却是一颗尚未爆炸的炸弹。

　　母校并非想象的安全之地。为尽快脱离险境，我再次选择返回跑向后操场的扭竿处（扭竿，即供学生锻炼用。为图省料，其另一头就直接搭在城墙上）。当我爬上扭竿的中段时，又闻飞机声，我立马在扭竿上停止，一来可减小目标，二来可用眼瞥视天边——在太阳光下，敌机呈银灰色，离地只好100多米高，呈一字梯队由北向南俯冲而过，正在用密密匝匝的机枪扫射。

　　在求生自救念头下，我通过扭竿爬到了城墙上。我缓了口气，下意识地向城内看了看，此时的乐山城临府河一带浓烟腾空，火焰连绵。我在城墙垛上平移几步，顺势吊上一棵黄葛树（虽处境危急，但我也不可能从丈余高的城墙往下跳），接着，再由黄葛树慢慢落地。

　　下树没几步，就遇到一块半亩的稻田（幸好，已是打完谷子的干田），我慌不择路踏过稻田。刚过稻田，不知从何方传出：飞机又回来了！闻声，我灵机一动跳进稻田旁的一条干水沟（仅容一人的宽度）。等风声一过，我从沟中起来，快速冲过一道10多米的洼地到了得胜门。见已有熙熙攘攘的十几个人在此避险：其中有头上盘着白布，面前拴白布围腰的厨子，还有“新又新科社”（当时的戏院位于肖公嘴会江门斜对面）的演员两男一女也在此，所不同的是，他们的脸上化了浓妆，身上穿的是长袍戏服，其中一个男演员还打着光脚。

　　鉴于得胜门与母校仅一墙之隔，加上发现母校有未爆炸炸弹的危情，思量此地仍不安全。随即我一鼓作气从得胜门爬上后山坡，到了海棠塆的城墙附近（现海棠路1号位置）。此时约午后一点来钟，我沿着出城人避险的路径，走到一岔道口（现新村街）的竹林处，忽见草丛边躺着一个不足20岁的少女，其胸脯还流着血，顿生恻隐之心，我连叫两声“喂，大姐”却见她动都不动一下，估计是在半个小时前被敌机扫射致命。最让人揪心的是，她手腕处还有一个只有8个月大的婴儿，一边哭闹，一边用手掀开妈妈的上衣找奶吃。我一时之间悲悯难受，眼泪止不住往外流。

　　随后，我又纵深北向，跌跌绊绊到了一处浓密林地才停步（大概是现人民南路“长城大厦”处）。在此避险将近3个小时，其间也曾听到“飞机来了”的传言，弄得人心神不安。至于天热加虫咬、饥饿加心悸自是难以言状……大概下午4点，见一架双翼的飞机由南朝北从头顶低空飞过（事后街坊称，此架飞机是专门跑来拍照的侦察机）。也就在这架飞机过境约半个小时，才听到“解除警报”声。这样下来，才见三三两两的避难市民从山丘的灌木丛中走出。

　　归心似箭，我轻车熟路地返回海棠塆的城墙下。1939年上半年，为防空袭疏散市民的需要，政府在海棠塆的城墙上搭建有一上一下各3米宽4米长的木板吊桥，以此连接南北通道。得益于此，我快速途经吊桥回到城内。此时已是下午5点，劫后重逢，家人见我离家8个钟头平安回家悲喜交集，尤其奶奶，一把抱着我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