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寿

　　2007年，笔者曾在《嘉州古城印记》一书中写道：“陕西街，早先在明代的时候叫书院街，大约是因那条街上有一处称为‘三峨书院’的书院。”

　　明万历《嘉定州志·街道》这样记录：“书院街，旧有书院，今为四谏祠。”也就是说，书院街有一座书院，到万历年间，重建为四谏祠。这座明代书院是否在今天的陕西街一带，就成了陕西街是否为明代书院街的关键。

　　查诸明代嘉定州的书院，只有九峰书院、九龙书院、三峨书院。九峰书院在凌云山、九龙书院在龙神祠，书院街的“旧有书院”显然只可能是三峨书院了。

　　三峨书院位置

　　那么，三峨书院在哪里呢？民国《乐山县志·卷四》载：“三峨书院在城内。州旧志城内有三峨坊，书馆当在其地。”可知，知道了三峨坊在哪一带就知道三峨书院的位置。但三峨坊又在乐山城哪里呢？安姓祠堂《世代流芳》碑载：“粤稽我鼻袓安佑，原籍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也，仕于明，职授刑部主政。退归入川，迁报嘉城虾蟆口其故居也，而生我二世袓安磐，亦仕于明。”民国《乐山县志·卷四》载：“颐山，今昆山祠。乃明安石公读书处。自称颐山老人，故诗文集皆以颐山名之。”“颐山”即 “蟆颐山” “蟆颐口”“虾蟆口”。 明万历《嘉定州志·人物》正好说安磐父安佑是“三峨坊人”。由此可知，三峨坊包括今虾蟆口在内的城西一带。所以，民国《乐山县志·卷四》说三峨书院在三峨坊内即今城西一带，就是很自然的了。

　　三峨书院更准确的位置从明万历《嘉定州志·卷二》可知：“土主庙，凡三……一在高标东……东庙（东土主庙）前有大观楼，雄峻有致，钟（振）改为书院讲堂号舍。当年颇整，今亦就圮矣。”里面所说的“书院讲堂号舍”当是三峨书院的讲堂号舍，三峨书院在高标山之东当无疑义。钟振万历二年至五年（1574—1577年）任嘉定州知州，三峨书院之建当不晚于万历初年。万历《嘉定州志》成书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可知三峨书院在万历三十九年时已不存在。

　　三峨书院的命运

　　那么，三峨书院后来的命运怎么样呢？明万历《嘉定州志·卷六》载《外祖程公逸事》碑文，有一重要的注文说：“其碑见（现）在四谏祠石壁上……此祠古土主庙，改三峨书院……后议为三谏祠，以祀安、徐、彭。据碑云，是时程公尚无恙也。程宅距此祠亦不数武。迨祠成而先生适下世，奇哉。”这与前引万历《嘉定州志》“书院街，旧有书院，今为四谏祠”，正相吻合。原来，三峨书院就是东土主庙改建的，其后，三峨书院又打算改为祀安、徐、彭三人的“三谏祠”，不料祠堂落成后，正巧程启充去世，便顺理成章地改成祭祀安、徐、彭、程的“四谏祠”。

　　现在持异议者所据史料大约就是同治《嘉定府志·卷十二》所载：“四谏祠，城南，祀明安松溪、徐用先、彭子充、程启充四人。”认为四谏祠一开始就在城南，那么四谏祠的前身三峨书院自然也应在城南，因三峨书院得名的明代书院街就不会是今天不在城南的陕西街了。

　　其实，民国《乐山县志·卷四》说得很清楚：“四谏祠，旧志云，在城南一里。旧州志云，在书院街。盖育贤门外被水刷齿，移于高标山麓，祀明安、徐、彭、程四公。”“三峨书院在城内，州旧志城内有三峨坊。书馆当在其地。”“旧志”当指同治编撰的《嘉定府志》，“旧州志”当指明万历《嘉定州志》。

　　综合《嘉定府志》和民国《乐山县志》两志的意思：明代的四谏祠在三峨坊的书院街，由三峨书院改建。清代，四谏祠重建在城南一里育贤门。后因育贤门外被大渡河冲刷，四谏祠又移置于高标山西麓。

　　民国《乐山县志·乐山县城内外街道图》标出了移置后的四谏祠位置，正在高标山西，近陕西街。这或许也就是明四谏祠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