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硕

　　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指标，除了人文景观的文化沉淀之外，还要看文化教育的发展。文化教育空间，除了文庙学宫，还有书院。

　　从文献记载看，明代嘉定城内和近郊的书院共有四座。位于城郊的是：凌云山拥翠峰顶的官修“九华书院”，又称“九峰书院”；东岩山的私办“东坡书院”，又称“东山书院”。中国古代书院一般都在山清水秀、风景秀丽的地方建造，这和中国文人追求天人合一、清静治学相一致，像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著名书院都坐落于青山绿水之间。嘉定的两座书院位于城外的风景区，也是这种传统的承继。东坡书院是嘉定士人刘洪禹为自家子弟读书创办的，因为出过两名举人，名气颇大。

　　嘉定城中的九龙书院，实际上也是在闹中取静的风景佳处。万历初年嘉定知州钟振建九龙山书院。九龙祠本来就位于城北九龙山上，可眺三江九顶，九龙书院又是九龙祠中“雄峻有致”的大观楼改建，环境不可谓不绝妙。明末该书院停办，在清前期改建为龙神祠，清乾隆年间乐山县知县陈为光在龙神祠中又办起了九龙书院。因为祠庙合一，不利于学，嘉庆七年（1802年），知府宋鸣琦、知县王来遴将九龙书院迁到山下九龙巷原学政试院，改名为“东岩书院”。

　　明代正德年间，嘉定城西毓凤山东面还有三峨书院。但是因为此地低矮狭窄，不适合修建大规模的斋舍，所以书院也没能办多久，就改为祭祀忠臣胡子昭的忠节祠。忠节祠迁走后，又做了纪念“嘉定四谏”的四谏祠。

　　清代除了复建九龙书院外，还将毁于战火的九峰书院改建到城中。康熙年间，张能鳞在高标山顶恢复九峰书院，更名为高标书院，因为草创未定，当事者无暇经营，不到二十年高标书院就废止了。过了将近一百五十年，嘉庆初，知府宋鸣琦在宋代安乐园旧址上重建九峰书院，仍然沿用明代书院名。这番建筑的九峰书院，成为嘉定府规模最大的书院，在地方志的府城图上都有明显反映。书院还拥有较场坝以及城内外多处田屋租金，还有存储在典商处的财产利息收入，因此书院经费充足。

　　九峰书院聚集了大量人才。清代中后期主讲李嘉秀，是嘉庆进士，他有个学生李西月，异常聪颖博学，据传李嘉秀转而以他为师。李西月后来入峨眉山，遇高人，得内丹要诀，独创道教“西派”。清末经学大师廖平也曾主讲九峰书院，任山长，对学生严格督导，提倡辩难。

　　有清一代，乐山城的书院仅东岩、九峰两座。从复建者的身份可以看出，清代九龙书院（东岩书院）属于县办书院，九峰书院（高标书院）则属于府办书院，两者所处位置之优劣，占地之大小，财力之厚薄，不可同日而语。

　　民国抗战时期，江东乌尤山还出现过一个传统书院——复性书院，它是当时教育制度外的一个异数。1939年，大思想家、理学家马一浮筹建复性书院，亲任院长兼主讲。从复性书院的名字以及选址，就可看出他的思想指归，在于恢复不古的人心人性和古典的书院模式。据说当时马一浮到乐山考察书院选址，与叶圣陶、贺昌群等人同游乌尤寺，一眼就相中了这里。书院完全处于现代教育系统之外，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不发给文凭学位，学生主修儒家六艺，选修道、法、墨诸家学说，以主敬、穷理、博文、笃行儒学四端作为学规准则。书院先后延请过许多名家大师，如熊十力、钱穆、赵熙、谢无量等。

　　当时，嘉定原有学校和迁嘉的外来学校，主要位于乐山城内，少数在城外的也与城市非常靠近，仅有复性书院在大江对岸的山林之中。如同它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复性书院也是个在现代教育的汪洋大海中坚守传统教育的孤岛，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办学过程中，政府试图干预教学，教师之间思想不统一，学生因立业之忧而退学，书院的实际教学只坚持了一年半，之后便只有极少量的学生自行修学，直到1946年书院搬迁杭州专事刻经。尽管昙花一现，但复性书院是中国传统书院教育的回光返照，“嘉定乌尤”也成为中国文教地图上一个独特的地标。

　　书院作为地方官学的补充，教授的是传统儒家学说，西方传入的现代新式教育则以科学为基础。现代学校要等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才在嘉定城中出现。有意思的是，嘉定的现代教育并不始自于嘉定，而是肇基在成都。在科举尚未废除的1903年，晚清维新派名臣岑春煊就在成都办起了四川高等学堂。1905年，担任四川高等学堂北斋学监的嘉定府威远县士绅吴天成筹办了“嘉定府公立中学堂”，在成都招收嘉定籍学生。该学堂设中学、师范、自治研究、法务等班级，在成都的新办学校中成绩显著，开了四川职业技术教育之先河。

　　这大大刺激了身在嘉定府的地方官员，时任知府福润赶快主持创办了“嘉定府官立中学堂”，选址在原学政试院，并将九峰书院财产，从校舍建筑材料到图书资料全部移交给嘉定中学堂。1907年，学堂正式招生。这样，在民国尚未建立之时，嘉定府率先完成了从传统书院到现代学堂的华丽转身，形式变化而文脉接续。该学堂走出过两位文学家，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著名的俄文翻译家曹葆华。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