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杨心梅
穿过市中区九峰镇鞍山村的小路,途经村民院坝边的核桃树,走进风雨兰盛开的菜园,再抬头便看见黄方刚墓。
今年4月,民建乐山市委“滴水工程”正式启动黄方刚墓的修葺工作——如今,白色碎石铺成的地面朴素而庄重,周边四棵桂花树茁壮成长,载有《哲学家黄方刚墓志》的红砂岩墓碑与新立的《重修黄公墓记》并排,墓碑之后更有茂林修竹。
认识一个名字
黄方刚,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黄炎培长子,于1915年至1923年在清华学堂学习,1924年至1927年在美国卡尔登大学获文科学士学位,1927年至1928年在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先后在广西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校任教,并担任过东北大学文理学院院长。1939年,受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诚邀,赴已西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
1944年,黄方刚因肺病在乐山去世,年仅44岁。当时正值抗战,其学生李树芳赠地将其安葬九峰镇鞍山村。
闻此噩耗,黄炎培一腔悲惋化作志文“方刚一生清正,抱道有得。言行一致,诚爱待人。取物不苟,著书讲学,到死方休。虽其年不永,亦可以无愧于人,无愧于天地……”
学者顾毓琇哀歌当哭,以“彭殇修短倘前知,柱下精研枉作师;岂信著书能却病,犹怜好学每忘饥。家贫儿让山中果,世乱妻吟海外诗;呜咽长江怀故友,清明时节雨如丝”追悼好友。
“黄方刚正直、端方、谦逊、诚恳,一生宣扬真理,传授知识。”曾于2019年拜访黄方刚墓的文物工作者孙旭旺告诉记者,在学术成就上,黄方刚是第一个将老子《道德经》译成英文向世界推介的中国人,李约瑟造访西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时,黄方刚还曾向其作“关于道教的艰深而重要的阐释”,“后来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中,还特意表达了对黄方刚的感激和怀念。”
铭记一段岁月
一抔黄土,一份眷念。黄方刚墓背后,藏着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坎坷岁月。
1938年,抗战烽烟四起,武汉大学避寇西迁乐山,八年时间弦歌不辍,铸就武汉大学历史上苦难而辉煌的乐山时期。
“随着抗日战争末期物价上涨,教授们的待遇菲薄,与此同时,疾病也带来不少困扰。”武汉大学西迁历史文化保护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何燚告诉记者,物质生活条件的艰苦,好像并未影响当时师生的教学情绪和学习钻研精神;相反,似乎国事的蜩螗,民族的苦难,反而激发起师生们内心的爱国热情——
教授们仍旧保持着坚毅风骨:性情刚烈的黄方刚不向困难低头,靠典当衣物维持一家生活;身患肺病的吴其昌誓言“战士死在疆场,教授要死在讲堂”;郭霖自行设计钢盔和防毒面具要送往前线;
学生们将苦难化作奋进的动力,这一时期,武汉大学跻身当时“四大名校”之列,先后走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学院院士等达21人之多……
当时的嘉乐纸厂亦拨出一万元作为黄方刚先生奖学基金,捐赠给武汉大学,用于纪念英年早逝的清贫教授和奖励积极向学的贫困学生。或也正因如此,黄方刚离世半个多世纪里,李氏后人仍执着守护着这一座弦歌凄美的丰碑。
缅怀一份深情
黄方刚过世后,遗下三个儿子,生活无以为继,其夫人、美国人微华兰中国话讲得并不好,也只能操洋腔在街头卖油炸面包圈,这也被翻译家钱歌川称之为“救命圈”。
据守护黄方刚墓的李氏后人回忆,上世纪70年代,黄家后人也曾远渡重洋,举家前来吊唁。“当时,他们还带了不少‘西洋货’,感谢我们一家人守护着这座墓碑。”家住鞍山村的杨阿姨(李氏媳妇)表示,其后多年时间里,包括黄方刚妹妹在内的其他亲人也有过到访。
记者了解到,1938年到1943年,武汉大学在乐山因贫病交加、积劳成疾死难的师生超过百人。为此,位于乐山城区西北的武大公墓不得不一扩再扩,乃至于学生们把它称为“第八宿舍”——事实上,武大只有七座宿舍。时过境迁,城市的扩张早已抹去了旧时的痕迹,新村和阳光广场一带再也找不到武大公墓的痕迹。
“抗日战争结束后,武汉大学回迁武汉,大部分去世师生的灵柩也陆陆续续迁回故地。”何燚表示,黄方刚墓为何未被迁走,至今仍无盖棺定论,但有不少人推测,或许正是因为如李氏一家般的乐山人的深情厚谊,才让黄家人放心将黄方刚留在了乐山,“如果后人还记得他,还记得乐山文庙、龙神祠曾是武大抗日时期办学所在地,这些‘读书不忘报国,报国不忘读书’的人儿就会魂兮归来……”
(本文图片由武汉大学西迁历史文化保护研究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