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杨心梅

　　穿过市中区九峰镇鞍山村的小路，途经村民院坝边的核桃树，走进风雨兰盛开的菜园，再抬头便看见黄方刚墓。

　　今年4月，民建乐山市委“滴水工程”正式启动黄方刚墓的修葺工作——如今，白色碎石铺成的地面朴素而庄重，周边四棵桂花树茁壮成长，载有《哲学家黄方刚墓志》的红砂岩墓碑与新立的《重修黄公墓记》并排，墓碑之后更有茂林修竹。

　　认识一个名字

　　黄方刚，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黄炎培长子，于1915年至1923年在清华学堂学习，1924年至1927年在美国卡尔登大学获文科学士学位，1927年至1928年在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先后在广西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校任教，并担任过东北大学文理学院院长。1939年，受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诚邀，赴已西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

　　1944年，黄方刚因肺病在乐山去世，年仅44岁。当时正值抗战，其学生李树芳赠地将其安葬九峰镇鞍山村。

　　闻此噩耗，黄炎培一腔悲惋化作志文“方刚一生清正，抱道有得。言行一致，诚爱待人。取物不苟，著书讲学，到死方休。虽其年不永，亦可以无愧于人，无愧于天地……”

　　学者顾毓琇哀歌当哭，以“彭殇修短倘前知，柱下精研枉作师；岂信著书能却病，犹怜好学每忘饥。家贫儿让山中果，世乱妻吟海外诗；呜咽长江怀故友，清明时节雨如丝”追悼好友。

　　“黄方刚正直、端方、谦逊、诚恳，一生宣扬真理，传授知识。”曾于2019年拜访黄方刚墓的文物工作者孙旭旺告诉记者，在学术成就上，黄方刚是第一个将老子《道德经》译成英文向世界推介的中国人，李约瑟造访西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时，黄方刚还曾向其作“关于道教的艰深而重要的阐释”，“后来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中，还特意表达了对黄方刚的感激和怀念。”

　　铭记一段岁月

　　一抔黄土，一份眷念。黄方刚墓背后，藏着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坎坷岁月。

　　1938年，抗战烽烟四起，武汉大学避寇西迁乐山，八年时间弦歌不辍，铸就武汉大学历史上苦难而辉煌的乐山时期。

　　“随着抗日战争末期物价上涨，教授们的待遇菲薄，与此同时，疾病也带来不少困扰。”武汉大学西迁历史文化保护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何燚告诉记者，物质生活条件的艰苦，好像并未影响当时师生的教学情绪和学习钻研精神；相反，似乎国事的蜩螗，民族的苦难，反而激发起师生们内心的爱国热情——

　　教授们仍旧保持着坚毅风骨：性情刚烈的黄方刚不向困难低头，靠典当衣物维持一家生活；身患肺病的吴其昌誓言“战士死在疆场，教授要死在讲堂”；郭霖自行设计钢盔和防毒面具要送往前线；

　　学生们将苦难化作奋进的动力，这一时期，武汉大学跻身当时“四大名校”之列，先后走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学院院士等达21人之多……

　　当时的嘉乐纸厂亦拨出一万元作为黄方刚先生奖学基金，捐赠给武汉大学，用于纪念英年早逝的清贫教授和奖励积极向学的贫困学生。或也正因如此，黄方刚离世半个多世纪里，李氏后人仍执着守护着这一座弦歌凄美的丰碑。

　　缅怀一份深情

　　黄方刚过世后，遗下三个儿子，生活无以为继，其夫人、美国人微华兰中国话讲得并不好，也只能操洋腔在街头卖油炸面包圈，这也被翻译家钱歌川称之为“救命圈”。

　　据守护黄方刚墓的李氏后人回忆，上世纪70年代，黄家后人也曾远渡重洋，举家前来吊唁。“当时，他们还带了不少‘西洋货’，感谢我们一家人守护着这座墓碑。”家住鞍山村的杨阿姨（李氏媳妇）表示，其后多年时间里，包括黄方刚妹妹在内的其他亲人也有过到访。

　　记者了解到，1938年到1943年，武汉大学在乐山因贫病交加、积劳成疾死难的师生超过百人。为此，位于乐山城区西北的武大公墓不得不一扩再扩，乃至于学生们把它称为“第八宿舍”——事实上，武大只有七座宿舍。时过境迁，城市的扩张早已抹去了旧时的痕迹，新村和阳光广场一带再也找不到武大公墓的痕迹。

　　“抗日战争结束后，武汉大学回迁武汉，大部分去世师生的灵柩也陆陆续续迁回故地。”何燚表示，黄方刚墓为何未被迁走，至今仍无盖棺定论，但有不少人推测，或许正是因为如李氏一家般的乐山人的深情厚谊，才让黄家人放心将黄方刚留在了乐山，“如果后人还记得他，还记得乐山文庙、龙神祠曾是武大抗日时期办学所在地，这些‘读书不忘报国，报国不忘读书’的人儿就会魂兮归来……”

　　（本文图片由武汉大学西迁历史文化保护研究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