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硕

　　相对于固定的学生宿舍而言，武汉大学教师们的住处则更分散、更不稳定。一般说来，武大迁乐前期，教师们的收入尚可，租住的地方很多位于城内较好的地段，房屋也较好；后来日机轰炸乐山，城中破坏甚大，物价飞涨而工资未涨，于是很多教师搬到城边或城外居住，住宿条件不如先前。

　　杨端六、周鲠生、刘秉麟等教授最初来到嘉定时，合租城中心鼓楼街的一座院落，房间较多且宽敞。“八一九”大轰炸，该院子和三家的全部财物顿成灰烬，三家人都只好重找房屋。杨家先搬到通江敖坝乡一处农舍暂居，后来又在城北郊岷江边一个叫“石乌龟”的地方买下一处农舍。1942年，杨家又搬入陕西街尽头49号的一栋中式二层楼房“让庐”，仍是三家合住。苏雪林教授住一楼东侧和二楼二、三间；杨端六家住西侧和堂屋；楼上住韦从序教授一家。苏雪林《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讲到，她曾在让庐不远的小丘上开荒种菜，但小丘下的贫户和隔壁的军人总是来偷菜，弄得她不敢再多种。杨端六的女儿杨静远每天在这里写日记，后来结集为《让庐日记》出版，为民国乐山城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日记中写到，有时候她晚上练歌回家，一路在陕西街高歌，到家就被父母批评。一是认为她搅扰了居民清静，二是怕唱进步歌曲而受到政治迫害，因为当时驻军三二补训处政治部就位于陕西街不远的金花巷内。

　　这“三二补”政治部的主任是一位叫刘琦生的少将，他曾与朱光潜教授同住嘉乐门外半边街的一幢大院。齐邦媛曾回忆，有一次，几位学生前去拜访朱先生，看院子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走上去飒飒地响，一学生就要拿扫帚去打扫。朱先生赶忙阻止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这个记忆，比读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深刻。”愿意同朱先生同享一院落叶的刘少将，大概也不是俗人吧。朱光潜非常喜爱市郊这清静而不失野趣的环境，时常感受到陶渊明式的隐居情调，因此展开了对陶渊明的系统研究。他的书房兼会客室墙上贴了章醒目的纸条“晚八点后为自修时间”，静静的夜中，他独自在这里细品陶渊明。因为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性情经验，他的陶渊明研究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人生启迪，是他在作家研究方面的最高成就。

　　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当时在文学院任教，先在较场坝借住商务印书馆的房屋。大轰炸后在城外张公桥学地头改建了三间房子，住在旁边的还有刘永济教授，钱歌川教授一家，程千帆、沈祖棻夫妇。这里的条件自然不如城中，但叶圣陶却甘之如饴。这所房子朝东，前面有长约丈许的一块空地，四周以竹篱围之。竹篱外是菜圃，菜圃外是竹公溪。屋后有小山，上有杂树、藤蔓，自书房外窥，石壁上绿色浓淡相间。叶圣陶乐观地说：“粗陶碗，毛竹筷子，一样可以吃饭；土布衣衫穿在身上，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三间面对田野的矮屋，比以前多了好些阳光和清新空气。”经常有学生步行三里多来叶圣陶的野屋，与叶圣陶夫妇闲谈，或作诗文，或评世态，或引喉而歌。学地头离城已有几里地，还有教师住得更远，像中文系的徐哲东就住离学地头还有十五里的王石碑，需要走路上课，幸而徐先生是练过武功的人，走这点路不大在乎。徐先生的“死对头”朱东润先生也住在郊区，每周走路进城上课就苦不堪言。徐、朱两位先生在传记文学方面意见有分歧，朱写了一篇杂文微讽徐的传记文学课，徐看了很生气，扬言要打朱，后来经人劝解方才罢手。

　　武汉大学也想办法为教职工解决住地，曾借用陕西街尽头山坡上万佛寺旧址，为无房的教职员盖了几排简易平房。凌叔华自费买了些当地特异的木材砖瓦，在此盖了一座小楼，与凌云山凌云寺遥遥相望。她在这小楼中悠然看书作画、写诗自娱，敌机来了也不为所扰。苏雪林形容凌叔华的生活是“浩劫余生草木亲，看山终日不忧贫”。多年后，凌淑华在《爱山庐梦影》中回忆起那段生活，依然感激乐山的多情山水在难中的殷勤相伴。

　　武大在乐期间，许多工科教师还参与到乐山城市建设中，改造旧建筑，设计和建造新的现代建筑。民国档案中，留下了工学院教授缪恩钊的多处记录。缪恩钊先后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土木工程系，在武大迁校前就是珞珈山新校舍的监造工程师、工程处负责人，武大西迁乐山后，任土木工程系教授并兼任学校工程委员会委员。他负责过中山堂的重修，也为乐山城的各种企业单位设计房屋。工学院郭霖教授在乐山也为武大设计了不少建筑，这些建筑在武大回迁后，全部留给了乐山。除了老霄顶大礼堂，他还设计了（实习）机械厂、材料实验室、热工实验室、水工实验室等，都是就地取材，桁架采用木结构，跨度大，既显得宽敞又便于做实验。1940年，他还为四川乐西公路局设计了大渡河上专用的汽车渡船，对贯通该重要公路起了决定性作用。

　　乐山城以古旧的建筑物来庇护这些名家大师，也用美丽的风景来抚慰他们的心灵，他们也为乐山城贡献了坚韧的精神、绮丽的文字和牢固的建筑。乐山城“布满了一城的文风”，此言果然不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