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俊峰

　　1964年，中央提出三线建设的国家战略。此后15年间，国家共投入2052亿元资金和几百万人力，在西南、西北13个省区建设起以国防工业、基础工业为主的近2000个大中型工厂、科研院所和一批铁路、水电站等基础设施，三线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当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与三线建设一样，需从大国博弈的高度去深刻认识。

　　▶大国博弈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战略决策

　　三线建设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都是大国博弈下党中央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战略决策。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中国在经济总量、科技水平等方面，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比，不在一个数量级。但从国土面积、人口总量上看，则是一个响当当的大国。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展现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当时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呈现三个大国多重博弈的复杂局面。党中央审时度势，制定了三线建设国家战略，果断把“三五”计划原定的解决群众吃、穿、用的重点，转到备战上来。

　　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国力显著上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引起美国的警觉和忧虑。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中美关系急转直下，大国博弈空前激烈。面对外部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得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论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随之上升为国家战略。

　　▶大国博弈下建立战略后方的战略考量

　　三线建设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充分体现了大国博弈下党中央建立战略大后方的战略考量。

　　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有70%的工业分布于东北和沿海地区，从军事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工业布局显得非常脆弱。西部纵深地带，是保障国家安全天然的战略后方。所以，举全国之力，各类重大项目在三线地区相继建设，战略后方的支撑作用得以彰显。

　　随着中美博弈加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以成渝为中心建立战略大后方的战略决策。其战略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成渝深处内陆，对来自东部的安全威胁将形成重要的战略缓冲。二是成渝是西藏、云南、新疆的大后方，一旦爆发边境冲突，成渝将提供强有力的侧翼支持。三是成渝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

　　▶大国博弈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考量

　　大国竞争，归根结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三线建设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体现了大国博弈下党中央统筹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考量。

　　随着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全国工业布局整体西移，大批工业企业和科研院所部分或整体西迁，几百万科技人才汇聚西部，在西南、西北地区初步形成了能源、钢铁、机械、电子、化工、汽车、军工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建起了一批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科研院所，造就了攀枝花、六盘水、德阳、西昌、酒泉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成都、重庆、昆明、西安等西部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能力也因三线建设显著增强。时至今日，由三线建设所累积的经济基础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中西部地区形成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成渝地区有两个国家中心城市，人口基数大，经济体量大，科技实力强，产业体系完备，发展势头强劲，对整个西部地区具有较强辐射带动作用，从培育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极的角度看，成渝地区条件最好。

　　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对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意义。三线建设，以全民备战的英雄气概为中国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当下，广大川渝人民在火热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必将继承和发扬伟大的三线建设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立新功！

　　（作者单位为市委党史和地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