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颐  文/图

　　说起史铁生，我们大多视他为励志作家，身残志坚，这种印象是相当表层的。

　　残疾对于史铁生精神世界的建构，的确起了关键作用。史铁生对此也有自我确认：“就我，从根本上说，残疾是写作的原因。”残疾，是肉体的受困；而写作，是史铁生重返公共社会的重要途径。除了解决生计的经济原因，它还代表着认可、尊严和自我价值的确立。

　　在名作《我与地坛》里，史铁生说自己是为写作而活下去的。这篇发表于1991年的散文，是大多数人认识史铁生的开始。史铁生把“我”与“地坛”（世界）的对话，“我”与“史铁生”（自我与本我）的对话，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坦然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实际上，在这之前，他已经蹒跚跌撞、磕磕绊绊地独自走过了很长的路。

　　《想念地坛》是史铁生的文集，收入了《我与地坛》《我二十一岁那年》《病隙碎笔》等散文名篇，也收入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等中短篇小说代表作，还收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的节选。阅读这本书，可理解全面的、立体的、更真实的史铁生。

　　《我二十一岁那年》，是得病之初，治愈的希望渐渐落空，被迫着学会接纳与从前不一样、与其他人不一样的自己。在这篇散文里，史铁生提到了一个七岁的小男孩，因为调皮而摔断了脊骨，那孩子因为年幼尚且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史铁生写道：“他不知道，他还不懂，命运中有一种错误是只能犯一次的……”史铁生还说，“事实上二十一岁那年，上帝已经这样提醒我了，他早已把他的超级童话和永恒的谜语向我略露端倪。”

　　史铁生在那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看到了“命运”。就像他在《我与地坛》里所写的：“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这是“命运”给予史铁生的最大启示吧。史铁生认了命，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把自己从痛苦的境遇中抽离出来；史铁生不认命，努力在这种不堪的命运中寻找转机，重新发现“我”的存在意义。

　　评论家张新颖说史铁生具有一颗平常心，实现了物我合一的自适状态。谢有顺说，“在”或“存在”，是史铁生关注的核心问题，“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构在了一起”。周国平说，史铁生是中国当代最具有自发的哲学气质的小说家，他一直在追问生命的意义，对终极的发问构成了他与世界的根本关系，也构成了他写作的发源和方向。

　　这些学者不约而同地谈及了史铁生及其作品的哲思气质。优秀的作家、哲学家都在思考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而史铁生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所面对的是生命自身的问题，他是在不断审视自我的过程中去理解外界，他从“我”的身上剥离出了另一个“史铁生”，以“我”观物，以“我”观我，对宇宙、自然、人生、死亡、病痛、爱情、愉悦、宗教、文学艺术等问题发起不懈的追问，他受困于自己的存在处境而又超脱了这种处境，他远远要比大多数人来得更加诚实、更加遵循自己的内心，在他的所思所想背后，始终站着一个人，那就是史铁生自己。

　　也因此，史铁生的写作维度是“零度的写作”。史铁生把借用于罗兰·巴特的这一术语当作了自己写作的出发点，他说：“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求，即灵魂最初的眺望……”作家的世界观往往是碎片化的，不同阶段对事物的看法会发生变更，而史铁生作品的稳定程度是不同寻常的。这部集子前半部分是散文，后半部分是小说，这两部分是如此的和谐统一，它们是相互印证的，形成一个思想整体。不管写实还是虚构，史铁生的写作，都是一种有“我”的写作，写实是史铁生个人经验的直接运用，而虚构则是他的所思所想的化用与对更多相同处境或更多可能性的想象。

　　在所有的作品里，“我”都是轴心，都是零度，都是出发点也是最后的皈依。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没有道理好讲。幸好，有那么一些人，有史铁生那样的人，让命运在“我”面前低下了头。

　　《想念地坛》：史铁生/著  天地出版社  2022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