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硕

　　自高标山南麓再往南延伸，到嘉州城南有荔枝楼，东南隅江边上有璧津楼，两楼皆是嘉州的千古名楼。

　　嘉州城内有记载的最古老的楼阁要算荔枝楼了。除了海棠闻名天下，嘉州荔枝也颇负盛名，嘉州建楼命名为“荔枝”，大概是登楼可观荔枝红遍全城的美景吧。荔枝楼建造的确切年代无考，但至少在唐代咸通年间之前就有。最早关于荔枝楼的文字是咸通七年（866年）摄知嘉州的薛能写下的。他的《荔枝楼》一诗云：

　　高槛起边愁，荔枝谁致楼。

　　会须教匠坼，不欲见蛮陬。

　　树痹无春影，天连觉汉流。

　　仲宣如可拟，即此是荆州。

　　该诗的意境很悲凉，薛能自比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将嘉州荔枝楼比作王粲吟咏的荆州城楼。董卓之乱后，王粲投靠刘表，长期不被重用。他登上城楼，纵目四望，去国怀乡、怀才不遇、忧国忧民等情感涌上心头，写下千古名篇《登楼赋》。《唐才子传》卷7记载，薛能京官出身，自视甚高，“尝以第一流自居”。以这样的出身和个性，自然不愿外出任官，何况是在嘉州这样的边地。他在诗中最常用“边城”指代嘉州，时刻流露出不平之意。因此，在荔枝楼上他看到的树是病恹恹的，水天混杂的景色也令他烦闷，他甚至想找匠人拆掉这荔枝楼，省得看见这蛮陬边城。登楼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传统文化行为，以物喜、以己悲则是登楼者的常态。承载文化精英们的悲愁喜乐、抒发他们的情绪心志，就是这些楼阁的文化使命，荔枝楼也有此担当。

　　三百多年后，同样是摄知嘉州，同样登临荔枝楼，陆游的心态便好得多。尽管陆游一生忧国忧民，但蜀地山水却颇使他心灵安宁。他在嘉州公事不是很多，就经常上荔枝楼品美酒赏歌舞，《登荔枝楼》《荔枝楼小酌》《再赋荔枝楼》等诗都反映了他“此身不负负嘉州”的心理状态。这时候的荔枝楼尽管“碧瓦朱栏已半摧”，但还是令他“闲凭曲槛常忘去，欲下危梯更小留”。他眼中的嘉州山水壮观异常，“山横瓦屋披云出，水自牂牁裂地来”。他甚爱荔枝楼，取出家藏前辈笔札，刻石置于荔枝楼下，以增加荔枝楼的文化底蕴。

　　荔枝楼虽负盛名，但位置在何处，各种文献却莫衷一是，成为一件悬案。从薛能和陆游的诗作来看，荔枝楼有曲槛、高梯，楼上可观山看水，符合这些条件的地点可以是城内山上，也可以是城墙水边。嘉庆《乐山县志》和同治《嘉定府志》都说荔枝楼在城南，是唐代时建造。民国《乐山县志》则认为有两个荔枝楼：“荔枝楼即会江门城楼也，王渔阳诗‘侧生一树会江门’，楼之名以此。《府志》云南唐时建。”夹注云：“《图书集·公署考》云宋时州治旁有明月、澄江、荔枝等楼，皆废。是荔枝楼有二也。”经学者张婵等人考证，前代地方志并未记载荔枝楼有二，应是该县志认识有误。嘉州确实还有另外一座荔枝楼，然而是小范围的民间称呼，并不为众人所知——乌尤寺弥勒殿侧的一座木楼，楼前有一株荔枝树，抗战时期乌尤寺内复性书院的师生呼为“荔枝楼”。回到古荔枝楼位置的探讨，相比较，早期的县志和府志可信度较高，因此我们可认为古荔枝楼大致位置在城南，但并非是会江门城楼，会江门城楼应该是下面将讲的璧津楼。

　　各种文献对璧津楼位置的记载明确而统一，以《舆地纪胜》记录为准，“璧津楼——在府城之东南隅，跨城为楼，下瞰三江，三峨九顶，森列左右”。璧津楼在嘉定府城东南角城门上，临三江之汇，可东望九顶山，西眺峨眉山。宋代位于东南角三江汇的城门为三江门，即后来的会江门，因此璧津楼为该城门楼无疑。

　　璧津楼修建年代也是确定的，为宋宁宗嘉泰年间。只是修建人说法不一。《舆地纪胜》说璧津楼是“提刑陈谦建”，而魏了翁《璧津楼记》反映为嘉定知府游仲鸿始创，陈谦只是命名者：“成都路刑狱使者吏部郎游景仁以书抵予，曰：似之先人，嘉泰间守嘉，即城之南，瞰江跨堞而为楼焉。陈益之取《水经》语名以璧津。”据游似给魏了翁的书信中说，游似的父亲游仲鸿在嘉泰年间任嘉定知府时修了璧津楼。左思《蜀都赋》里有“东越玉津”之语，《水经注》解释说：“江水又东至南安为璧玉津，故左思云东越玉津也。”当时的提点成都府路刑狱陈谦（字益之），取渡口璧玉津之名来为该楼命名“璧津”。游似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宋代提点刑狱官主要管司法和监察，知府主理该府的城建等地方事务，因此楼应为游仲鸿所建。再者，游似是成都路刑狱使者，陈谦是他的老前辈，若璧津楼真是陈谦所建，料游似也不至于掠美。

　　璧津楼在三十年后就差不多消失无存了，本来就此尘封，造化却很巧妙，刚好游仲鸿的儿子也到嘉定任成都路刑狱使者。他不忍心看到父亲的心志无以为继，因此恢复了璧津楼。这次的修建比以前的楼阁要恢弘数倍，地基加高，楼高是以前的三倍，最下面一层为宝忠堂。游似题写楼名，并为之揭幕，实际上，他重建璧津楼不是为了宴会娱乐，也不完全出于纪念父亲的私心，更是为了继承父亲“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心志。他说：“景仁观水之激，则忧在城；睹防之坏，则忧在饷。”登楼睹景而心忧天下、心念重责，这是封建士大夫们代以传承的治平情怀。（未完待续）